“对不起，我要请你稍微大一点声音，我的右耳或者左耳绝对是退化了。”76岁的席慕蓉（图①）毫不讳言自己的衰老，当然，也并不喜欢衰老。新书《我为记忆命名》（图②）中的第一篇日记，是她16岁在台北写下的：“还记得初二寒假，张老师送了我一本日记，那时还在头一页写什么‘长大了’，现在想起来那时多么幼稚。也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，翻开这两本日记，该怎样好笑呢？”记者读到这，这位影响几代人的蒙古族台湾诗人突然哽咽。她把眼镜微微下拉，用手指擦掉眼泪。“你看，现在就老了。我之前听一位100岁的先生做演讲。他说，100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？”

       席慕蓉抱怨自己太没出息，还没开始采访就先哭了一鼻子，但她很快调整情绪切换话题，“我已经有一个关节是人工关节。朋友说，换一块马蹄铁，我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”。20年前，席慕蓉就为歌曲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创作歌词。如今，席慕蓉更放下“狠话”：为自己写散文到此为止。言外之意，从此只为自己的蒙古族群和文化创作。这时记者似乎才明白新书封面那幅画的含义。那是席慕蓉自己的作品：皎洁的月光下，一匹白马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，寻找着自己的方向。

写日记，为了不要忘记现在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为什么会有《我为记忆命名》这样一本“日记体”回顾之书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我上初中时，要随父母举家从香港搬到台湾。临走前我对自己说：你要去换一种新生活了，不要忘记现在，要把它记起来。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了。到了台湾，作为一个新来的插班生，我没有朋友，日记就变成了我的朋友。后来再大一点，我就开始在日记里写诗。其实，我的日记本都是母亲帮我留的。我的两个姐姐先出国，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，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个书篮，把那些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放在里面收好。我去比利时留学前，就把几个日记本放在里面，6年后从比利时回来，母亲就原封不动地把日记本给了我。

       写这本书是源于2014年我在母亲的家乡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，并得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外祖父的故事，于是试着为外祖父写生平记述。之后还想写父亲。于是，我把日记一本本地翻开、摘录，选着选着，就发现它有点像一册回顾的“日记书”了。我给记忆命名，或许，它们就会有了归属，有了顾盼，有了呼应。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现在很多孩子都迷恋手机、网络游戏，诗会不会和现在的孩子渐行渐远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叶嘉莹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：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本能。在网络时代，不需要编辑同意就可以自己发表，没有比这再好的了。这时纸本反而变成弱势，脸书上就有很多诗。所以你放心，诗不会不见，有人就会有诗。

“席慕蓉热”曾让我害怕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您的抒情诗曾在海峡两岸掀起“席慕蓉热”。这给您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对畅销这件事，我觉得很温暖，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的诗。可是畅销所带来的一些事，也让我觉得很害怕。因为我知道这个盛名是别人给你的，别人也可以拿走，是不可靠的，不能把它当真。有人劝我说，你的诗畅销到这个程度，你可以辞职，不用去教书了。我心想为什么？教书对我不是负担，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是我喜欢的，是我的本意。而写诗从年轻到现在都是我的兴趣，我喜欢它，我想要写。但当我出版到第三本诗集时，我不想再出书了。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努力躲开一些东西。之后的12年，我写了一些诗和散文，但一直没有出版。当我再次出版诗集，把12年里写的诗放到一起时，我才明白，我还是要写诗，因为它就是我。我何必因为其他事的影响，把这个我消灭掉？我不需要消灭自己，只需要保持自己。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您觉得席慕蓉诗集畅销的原因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我不回答这个问题。不是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写的东西，我对自己的诗很珍惜。至于说它为什么受欢迎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我知道，但如果我要回答的话，也不算数。几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席慕蓉研讨会，会上有一名学者认为我的诗集畅销是因为包装好。我说，我本人就在这里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的诗集没有包装，第一本诗集《七里香》的封面是我自己画的，画得很难看，也没有召开记者会，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呢？结果那位学者说，作者本人说的话不算数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我就放轻松了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认为，我的诗集畅销是因为画了美丽的插图之类，我都没有意见。

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您的情诗打动了很多人。您的爱情观是什么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，不能只有一个例子。我写的只是自己的感动，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。我在一本日记里写过，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说，他的老师爱上一个女子，那个女子对他的老师并未给予同等回报，学者就认为他的老师什么都没得到，并用不是很好听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个女子。我想，如果你真的像那位老师一样好好地爱上了一个人，并不是一定要求那个人回报的。就算那个人不爱你，你还是得到了爱情里的某一部分。如果你们很相爱，后来那个人辜负了你，你也曾好好地爱上过一个人，它不算爱吗？还是啊。

我只是翻译者，草原才是原文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为什么您近几年很少写抒情诗，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写原乡蒙古的诗歌和散文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我在台湾上初二之前，一直不觉得蒙古人跟汉人有什么不同，我跟身边的朋友都相处得很好。但初二那年，我的地理老师在讲到蒙古人时，那些排斥和歧视的话伤了我的心。我问到一些在台湾长大的蒙古孩子，他们都是在那一堂课突然发现，原来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会有这样的排他心和歧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同一名师范大学的老师在教地理系的学生，而一届一届学生都到中学教书，每个人讲到这堂课时，都会用那名老师的话来讲给全班。那名老师绝对没有去过蒙古高原，也绝对没有研究过游牧文化，他也是听来的。所以，教育这件事，可以变得可亲可善，也可以变得很恐怖。后来我想，如果一名老师可以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年代的教育，那么一个人写一本书是不是也可能产生一些影响？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发表蒙古英雄叙事诗。

       环球时报：从30年前第一次回蒙古到现在，您对蒙古文化如何理解？

       席慕蓉：我离蒙古文化的核心还太远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了解。但我还是发现，游牧文明是最早的珍惜大自然的文明。它崇尚万物有灵，众生平等，它的一切都是和大自然和谐的。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诉我的。我现在所写的东西都只是翻译，你要看原文，就要站在这块土地上，它就是原文。

       现代文明对游牧民族有很多帮助，比如运输工具的发展、医疗进步、远距离通讯、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。只要能帮助牧民生活得更好，现代文明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冲突。但如果现代文明意味着一定要让牧民搬进楼房，那就很可恶了。现代文明不是只有看得见的楼房，大片草原也属于现代文明。在那片有生产力的草原上，牧民同样可以享受劳动后的成就感和生存的快乐。

来源：环球网

责任编辑：黎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