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元旦刚过，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。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、柳林、金盆等地农村，逐渐蔓延至河庄、丰富等地，并且病势极为猖獗。

     据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：“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，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。川口区死104人，其中有66名为妇女；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，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，全区共死229人，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；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。河庄、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，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，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，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。”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，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。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，月底“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，牲畜的死亡也很大，猪、马、牛、羊死去将近700头”。五个月时间里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，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。

     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，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，上吐下泻，短则两三小时，长则两三天就死去。主要症状是，发病突然，感觉胸闷、胸痛、眩晕、四肢麻木、出冷汗，面色苍白、口吐黄水，或伴有腹泻，不发烧，心音微弱。临死前呼吸困难，神志清醒。死亡者大多是妇女、儿童。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：“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，在发病区域内，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，猪即躺卧其中，水内杂菌很多，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，因之更易得病。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，虱子繁生，得斑疹伤寒者亦众”。显然，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，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。

     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专题研究对策，成立防疫委员会，集中人力物力，组织医生下乡，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。

     其主要措施有五：其一，组织流动医疗队，由各医务机关、医院，分别组织，划定区域负责治疗。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、延安县河庄区；留守兵团卫生部、和平医院、医科大学（特放假三星期），负责延安县川口、金盆区；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、丰富两区。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，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。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。

     其二，各机关、学校、部队，进行防疫紧急动员，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、挖厕所、挖垃圾坑，宣传清洁、消灭虱子、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。县、区、乡负责同志，切实负责防疫，组织疫病区的隔离，勿使疾病蔓延。修理水井，以防病菌传流。

     其三，边区医院增设床位，收容群众病人。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，救治病员。

     其四，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、普遍进行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，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。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（中西医、兽医，既门诊又收住院）的卫生合作社，于乡间试办，使其成为今后医务、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。

     其五，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，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，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，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。

     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制约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、相信西医的观念；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始终接受中医中药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医中药，从而形成一种“西医为体，中医为用”的医疗体系。

     针对如何防控疫情，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：

     “近来延安疫病流行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，就应当看得见，想办法加以解决。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，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，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。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，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？我不懂中医，也不懂西医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作用都是要治好病。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，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。能把娃娃养大，把生病的人治好，中医我们奖励，西医我们也奖励。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：这两种医生要合作。”

来源：文摘周报

编排：常祥